禮贊九秩，傳承初心丨篳路藍縷啟山林、赤心向黨育人才——楊紹全

編者按：百年征程波瀾壯闊，九秩西電風華正茂。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院起源于1952年創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通信工程學院的雷達工程系，是國內最早開設雷達、微波天線、電子對抗等專業的院系之一。經過70年的建設發展，形成了鮮明的電子與信息學科特色和優勢，在雷達、天線與微波、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標志性成果，培養了一大批院士、高級管理者、專業領軍人才和三萬多名相關領域的優秀校友，為國家建設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年來，電子工程學院傳承西電紅色血脈，積極營造“立德、精業、創新、引領”的辦學文化，在建校九十周年之際，學院開辟“禮贊九秩，傳承初心”專欄，系列報道數十年來各專業開拓者、學科建設者、突出貢獻者的事跡材料，展現學院前輩為國奉獻、砥礪奮進的情懷與擔當，并以此激勵全體電院人團結拼搏、奉獻一流，為建黨百年和建校九十周年貢獻電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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篳路藍縷啟山林、赤心向黨育人才

——記電子工程學院電子對抗專業創始人之一楊紹全

■通訊員：顧啟宇 宮懿倫 王丹

楊紹全，男，漢族，1938年11月生，浙江臺州人，中共黨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60年畢業于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雷達專業，后留校從事電子對抗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其間曾為赴英訪問學者。

主要講授課程有電子對抗原理、雷達原理等，參與編寫全國統編教材電子對抗原理(獲電子工業部優秀教材二等獎)，著有信號分析等教材。科研方向為:1.對新體制雷達的偵察和干擾。主持研制機載噪聲干擾機，并列裝部隊，獲全國科學大會獎；2.研制供雷達和導彈試驗用的目標、干擾信號模擬器，獲光華基金獎和多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獎。

曾任國防科工委、電子工業部的電子對抗專業組委員，陜西省雷達和電子對抗學會副主任，電子對抗國家重點實驗室客座教授和資深委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學院前身）系主任。

記者：作為電子工程領域的專家，您能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您早年間上學的經歷嗎？

楊紹全：我是1955年從浙江臺州黃巖中學畢業的。1955年是我國一五計劃施行的第一年，國家對人才的要求非常緊迫。當時國家的招生實際上是分三批的，第一批是留蘇預備生，也就是將一部分學生送到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蘇聯、羅馬尼亞、捷克等。這些學生主要去學習石油開采等國內比較薄弱的專業。第二批是軍隊院校生，最后一批是普通高校學生。前兩批學生都是通過政審和體檢的保送生，要求成分好、身體好。我家庭成分是貧農，但體檢時發現身體不太好，于是我就被選為軍校保送生。

1955年7月1日，多位軍校老師到學校來招生。當時是趙榮仁同志到我們學校作報告，號召大家去參軍，報考軍校。但那個時候我們對軍校沒有認識，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人主動去報名。其實在此之前，軍校的老師已經查看了學生檔案，內定了人選。于是沒過幾天，學校就通知我被錄取到西電了。那時的西電還叫軍委通校。

知道被錄取以后，我非常高興，趕緊跑回家告訴父母親。在路上又碰到很多村里人，他們見我這么早回來都問我有什么事。我說我已經保送上軍校了。當時很多人以為軍校就是軍官學校，所以大家都很高興。父母親知道此事后非常高興，但是聽說這個學校在張家口，而我又從來沒有出過遠門，所以也很擔心。當時家里沒有錢供我上學，我僅穿著一件襯衣和一條短褲，從家鄉出發了。

當時我們中學有6個人保送入學，縣里其他兩所中學各有3個人，一共12人。我們在賀泳同志的帶領下，從黃巖乘汽車到杭州。在杭州給我們發放了軍裝，接著乘車到上海，再乘火車到北京，最后到張家口，一路上折騰了四五天。到了張家口以后，我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軍訓，軍訓過了就開始分班。我們中學來的6個人，有3個在無線專業，2個在有線專業，而我被分配在雷達專業。

因為我們是保送生，所以沒有填報專業，而且學校當時對這方面也是保密的。招生的時候只說這所學校是搞無線電的，到學校以后才分配的專業。

在被錄取到軍委通校后，我心里是十分高興的。因為像我這些貧下中農出身的人，在解放初上過學的很少。當時能上學的人，都是地主或商人的孩子，真正從農村出來的人非常少。小時候，我們是在家族祠堂里上小學，那是不要錢的。1949年5月，黃巖解放。解放以后，我才有機會上中學。

那時上中學是要交學費的，但國家對貧下中農子女上學給予補助，也就是人民助學金。助學金分甲級、乙級、丙級，這樣一來可以省下很多錢。學費省下以后，關鍵就是在學校的生活費。當時學校離家有十三里多，為了省下生活費，我幾乎天天早上五點起床，走十三里路去上學，下午放學以后又趕快走回家。就這樣冬天走，夏天走；晴天走，雨天走。那個時候求知欲確實很強，有了這個機會就只想好好學習。

西電和軍隊的待遇一樣，供給吃穿，每月還能領生活費。這不僅解決了我的后顧之憂，而且每月還能把生活費留出幾塊錢寄回家去。所以也可以說我從那時起就開始養家了。當時第一年是6塊錢，第二年是9塊錢，第三年是12塊錢，第四年是16塊錢，到第五年就是26塊錢。26塊錢在當時是什么水平呢，大概就是一個鄉干部的月工資。

如果沒有國家給予的資助，我根本就上不了大學。以前有句話是知識改變命運，但是我覺得還要有獲取知識的可能。如果連上學的可能都沒有，那知識改變命運也只是一句空話。所以我很慶幸國家和黨給了這么好的機遇，中學和大學都不要錢，因此我要努力學習和工作，為國家和人民作出貢獻。

記者：當時學校的辦學情況是怎樣的？

楊紹全：我校那時稱為中央軍委工程學校，地址在張家口。我們學校的位置就是過去傅作義的軍營。當時學校里有五個系，指揮系培養指揮干部，高級工程班專門培養處級以上的指揮人員，搞技術的是無線系、有線系和雷達系。不同于現在一個系里有很多專業，當時一個系里只有一個專業。而且當時每個班的人數也很少，只有四十到五十個人，整個學校也只有一千人左右。

學生的管理分為校、系還有班級。系里有主任、政委；班里有指導員和班主任。因為那時學生人數很少，像我們雷達系，一共五個年級，即五個班。每一級只有40多人，整個系的學生總共兩百多人。所以管理人員的組成也非常簡單，只有一個系主任、一個政委，還有三個參謀、一個辦事員，教師管理機構叫做教授會。

那時候學校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課程多。當時學校的課程是根據人才培養的目標設置的，我們培養的目標是研究、設計、維護、使用人才。雷達系主要是研究和設計雷達，使用和維護具體的雷達設備。一切課程都圍繞雷達來配置，有天線，發射機，接收機，脈沖技術，雷達原理還有自動控制、電機、內燃機、化學等，另外還有物理、俄語、高數、自然辯證法、電工、無線電原理、工程力學、理論力學、工程制圖等專業基礎課程。因為我們是軍人，所以還要學軍事課，比如地形學、戰術學。學了地形學以后，學校老師晚上開車把你帶到某一個村子里，然后給你地圖和指南針，讓你自己找回來。戰術學要學習從班到集團軍的所有戰術。現在看來，當時學的課程確實很多，一共有48門課程。

第二個特點是學校對人才培養要求嚴格，非常重視學風。當時考試是五分制，就是優、良、中、及格、不及格。如果你這學期考試全是優秀，那學校就會把你的名字寫到光榮榜上，我們系的丁鷺飛教授就榜上有名。當時同學們看到這些名字都非常仰慕，也是一種激勵自己好好學習的動力。

但金榜題名在我們那一級之后就沒有了，改成了國家學術獎金。考試成績全部優秀的學生就會被授予國家學術獎金。假如你的考試成績只有一門是良好，其他的全都是優秀，那么學校允許你良好的科目重新考一次，如果獲得了優秀，那么也算作你全部優秀。對于學習進步很快、思想穩定的同學，學校也會給予隊前嘉獎，就是班主任或者指導員在全班同學面前進行口頭表揚。這些都激勵著大家好好學習，不斷進步。

考試時，老師對平時學習不認真的同學會嚴厲批評，如果老師發現有學生考前臨時抱佛腳，老師就會一直追問，答不出來必須重考，有的學生甚至會從早晨一直考到下午。

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抓的很緊。班領導會利用出早操和晚點名的機會，進行批評或者表揚，系政委也會經常找人談話，做思想工作。舉個例子，部隊是集體吃飯，飯前大家集合到一起，系政委就給大家講話。當時系里有個黑板報，所有的不良現象都會公布出來。總之，學校當時對綜合素質的培養還是很重視的。

第三個特點是重理論，輕實踐。學校之前是華北電專，解放以后搬到張家口變成了大學。學校教員只管開設課程，不承擔科研任務。上課也以講課為主，基本上沒有實踐環節。但講的內容很細，比如講接收機里放大器的設計方法時，老師會講放大器的總體目標應該怎么分配，應該有幾級電路，每一級的具體線路怎樣構成。所以西電學生工作后，工作單位都表示西電學生上手快。我們上手為什么快呢？因為其他學校講課就是純粹講概念性知識，不像我們講的這么細，具體線路都會講到。所以工作以后就能很快上手。

學校當時大部分教研室都是沒有實驗室的，實驗課程也很少。我記得只有上化學的時候做過實驗，其它任何時候連實驗都沒做過。后來有一次保錚老師把幾個成績比較好的學生組織起來，讓我們自己設計復合刻度波產生器，就是一種用于雷達測量目標距離的電路。最后我們自己設計組裝了電路， 1958年總參通信兵部舉行展覽會，還把這個電路拿去展覽了。這說明當時學校里實踐性環節確實是非常少的。

當時學校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因為是軍營，所以基本都是平房，只有校長和專家住在三層的小樓上，還有教學樓也是三層的。我們的宿舍也是平房，條件確實很差。我們班56個人，全是男生，都住在一間房子里。房子兩邊都是大通鋪，一邊住二十多個人，到了冬天就在房子中間生一個爐子。房子里沒有衛生間，也沒有水。早晨七點我們起床要洗臉刷牙，只能到屋外的水管接水。冬天水管被凍住流不出水來，我們的班主任就提前用開水把水管燙開，這樣才能用上水。

其它方面我覺得都很好，不愁吃，不愁穿，里里外外的軍裝都是學校發放。各種學習用品，包括教材、筆記本，甚至連草稿本都是發的。對于草稿本我印象很深，那是我軍繳獲的日本電報紙。一年級開始修大學物理要用計算尺，學校就給我們每個人發一個計算尺。在二年級要學工程制圖，學校就給我們發了圓規、三角板等學習用品。總而言之，學習生活方面是無憂無慮的。不僅有吃有穿，還有津貼費可以補貼家用，對我來說簡直過上了天堂般的生活。我剛上大學時只有一米五多，結果一年長高了十幾公分，最后長到一米七幾，可以說知識和身體都是在部隊里成長起來的。

記者：當年您是如何帶領我校電子對抗專業發展起來的？

楊紹全：當時我校的學制是五年制，我沒有畢業就留校了。1959年我還在大四的時候，學校通知我和林象平等四位同志去北京學習。到了北京以后，我們才知道去的地方是總參通信兵部，去學習電子對抗。那個時候電子對抗是絕密的，因此我們此前對該專業也一無所知。當時負責教學的是楊博處長，給我們講課的老師是參謀李有守同志。他曾經去蘇聯進修過電子對抗的課，回國后就用之前聽課的筆記給我們講課。上課的內容主要是敵情部分和干擾原理，敵情部分包括美國所有雷達和導航設備的參數以及功能原理，以及導彈制導原理。另一部分講的是干擾原理，就是如何對雷達進行有源、無源以及欺騙干擾。一些講授的內容沒有任何數學推導，就是直接給出一個結論，所以學得并不透徹。他講了大概兩個月后，蘇聯專家斯塔倫斯基來北京給我們講偵察原理，后來因為蘇聯撤回專家，他課沒講完就回去了。于是學校讓我們五個人留在北京消化學習材料，編寫講義。當時編的教材是三門課程，雷達偵察原理、雷達干擾原理，還有軍用機。我們兩個人搞雷達偵察，兩個人搞雷達干擾，還有一個人搞軍用機。在我們去北京學習的時候，學校把56級的學生挑出32人組成一個班，叫4-562班，學習電子對抗。我們8月份回來就一邊印講義，一邊備課，到9月份就正式開課。這個班實際上就只學了一個學期，把電子對抗的偵察原理、干擾原理和軍用機都修完了。他們畢業以后，我們留下了其中12個人當教員，其它人都分配到研究所中。當時國內沒有專門從事電子對抗的研究所，只有19所中的一個室開始研究電子對抗，我們的學生就進入那里補充研究力量。在此基礎上，他們在65年發展為29所，成為國內最大的電子對抗研究所。

電子對抗專業第一屆畢業生合影

那一批學生留校以后，我們模仿雷達系的培養方案，以蘇聯給我們的一部地對空干擾機作為研究對象。按機器的各個部件開設相應的課程，即雷達偵察接收機、雷達干擾發射機、信號分析、雷達干擾原理、雷達偵察原理、軍用機。我們17個老師要編寫出6門課程的教材，并給學生開課。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最早的5個老師每人帶幾個剛畢業的學生編寫教材，還有些課程的教材是全部由剛畢業的學生編寫的。

當時我承擔的是《信號分析》這門課。在60年代，學校不僅沒有開設隨機過程的課程，甚至也沒有概率論課程。因此舊教材給我們的全是結論，但不知道它是怎么推導出來的。學生這樣學習肯定是不行的，我們必須要讓學生了解隨機過程的基本知識，知道這些結論是如何推導來的。這就是編寫《信號分析》教材的目的。教材編寫的壓力非常大，電子對抗在那時是絕密的，根本不可能有資料提供給我們，也因保密不能向老教授請教。所幸我在圖書館館長金有巽教授的幫助下，找到了美國國防部在二戰時期研究電子對抗的資料。這些資料被記錄在微縮膠卷上，需要在專門的閱讀機閱讀。但這些都是英文資料，而我只在中學學過一點英文，看懂資料難度非常大。于是我只好一邊看著閱讀器，一邊查字典，用了大概半年的時間，把美國所有的研究報告都看了一遍。這下心中才有點底，最后編寫了《信號分析》教材。

其它教材的編寫也十分困難。我們從北京回來的時候，學校還沒有任何干擾機器，僅有一部蘇聯給我們的地對空干擾機說明書，而上課就只能靠說明書來講。后來我們就向上面申請，要來了這臺機器。老師們把它搬到實驗室，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剖，自己研究各部分的構造和作用，最后才編出了教材。

這六門課的教材是很多人付出了極大努力共同編寫出來的。當時國內搞電子對抗的只有我們一所學校，不久以后，其它學校也開始開設這門課程，比如哈軍工和南京炮兵學院。現在看來，雖然這些教材水平不高，但還是對專業建設起了重要作用的。

記者:在您數十年的從教生涯中，您覺得最有成就感的幾件事是什么？

楊紹全:電子對抗從1959年到現在，已經走過了62年了。在這62年當中，大家共同努力，對國家建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我主要就教材建設和科學研究這兩個方面來說一說。

教材建設方面，主要是出版了全國統編教材《電子對抗原理》，這本教材獲得了電子優秀教材二等獎，教材的編寫人是林象平老師、我和魏本濤老師。

全國統編教材《電子對抗原理》

六十年代，曾經的教材《偵察原理》《干擾原理》和當時的雷達發展水平已經完全不相稱了。以前的教材中，所有雷達的參數都是固定的，而且雷達數量較少。電子對抗技術應對這些雷達都比較簡單，就是用拋物面天線去掃，來判斷對方雷達在什么方向，用示波器測量脈沖寬度，用耳機聽聲音，來測量脈沖重復頻率。但六十年代以后，電子對抗發展很快。中東戰爭中，新型雷達大量出現，雷達數量也顯著增多，用曾經的方法根本就測不出準確信息。并且在中東戰爭期間，很多新的電子對抗技術都應運而生。如果我們的教材仍然按照過去的內容，那么它對科研人員根本沒有任何參考價值，也就落后于時代了。

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從1972年左右開始重新編寫新教材，加入了很多新的技術，更加適合當時電子技術發展的水平。新教材出版后影響很大，電子對抗領域基本人手一本，成為了必備的參考書。這也算是我們對這個專業做出了一點貢獻。

科研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機載968干擾機。這部干擾機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而且更加引以為傲的是裝備了部隊。學校里研發生產的東西能裝備部隊，這是非常自豪的。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給我校獲獎項目頒發的獎狀

當時為什么要搞這個東西呢？越南戰爭時期我們出動了地面雷達，但雷達看不到敵機，而我方雷達還常被炸毀。究其原因是美國的作戰戰術發生了變化。戰前美國的干擾飛機在進攻方向對你的雷達進行干擾，然后敵方的主戰飛機也會沿著干擾的方向飛進來，并且用反輻射炸彈攻擊我們的雷達設備。當時情況十分嚴峻，而國內從來沒有電子對抗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想辦法解決。一種方法是提高雷達的抗干擾水平，另外就是研制相應的干擾機供雷達作抗干擾試驗。

出于這種需要，空軍給了我們下達了一項任務，讓我們研制專門干擾某種雷達的設備。起初的設備代號是964，正式的樣機我們叫968干擾機。制造這臺干擾機的難度確實很大，當時我們沒有經驗，平常只是上課，沒有做過大型科研項目；另外，器材裝備也非常落后。電子對抗和其他設備不同，它需要寬帶器件，但當時國內沒有寬帶器件，只能仿制敵機殘骸上的相應元器件。

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采用的干擾信號方案是由晶體管產生干擾信號，通過行波管放大發射出去。這個行波管是科學院電子所研制的，他們也是模仿的美國設備，大概用了一年多才做出來。但行波管做成以后，仍有很多問題無法解決。首先是冷卻問題解決不了，一個行波管的冷卻系統需要一立方米的冷卻系統，但飛機上不可能帶這么大的冷卻系統，所以這個方案就只好中止。后來有一次開會時，我遇到一個成電的學生，他畢業以后在貴州凱里制造一種新的設備，叫做電調磁控管。我認為這恰好適合我們的設備，于是我們決定用電調磁控管做干擾機的核心器件。他們做好一只，就送到我們這里試一次。

干擾機是個龐大的系統。它包括偵察接收機，控制系統，干擾發射機，以及天線、電源和機械結構等，需要多個專業的老師協作才能完成研制任務。當時學校從各個教研室抽調了三十多名同志，成立了一個以革命干部、知識分子、工人三結合的研制小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在1972年左右完成了干擾機的研制工作。

干擾機問世以后，又需要經過高溫、低溫、震動實驗、沖擊實驗等一系列實驗。當時我們并沒有實驗條件，只能每天帶著機器到其他廠去做實驗。我們先在地面上對雷達做實驗，成功以后，空軍決定讓我們做出一個樣機，要求能“一帶三”。就是能同時對三個方向的雷達進行干擾，有需要的時候，也可以把干擾機同時集中到一個方向進行干擾。

這臺干擾機做出來以后要在轟炸機上進行試飛試驗，但干擾機怎么放到轟炸機上，怎么把彈藥庫變成放置干擾器的設備，又成了大問題。后來我們就和空軍一起改裝飛機，成功解決了這些困難。所以說，我們國內第一架干擾飛機完全裝載了我們自己的設備。這是國內第一次自行設計干擾機，也是國內第一架干擾飛機。

968干擾機樣機研制成功后，空軍又要求我們生產三套以裝備部隊。最后，968干擾機轉交給其它研究所繼續生產。

通過干擾機的研究，我從中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如組織大型科研項目的方法，又如產品從樣機到實用化進行各項試驗(例行試驗和飛行試驗)的方法。

干擾機是靠大家集體力量搞出來的，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

記者:您認為支持您數十年來一路前行，始終堅持學術研究的動力是什么？

楊紹全:研究的動力是現實和未來國家的需要。電子對抗是為軍隊建設服務的，其特點是必須與時俱進。雷達等電子系統出現了什么新技術和抗干擾措施，電子對抗一方必須破解它。因此為了未來戰爭中少受損失，必須不斷學習，了解雷達技術的新進展，研究它的薄弱點，提出攻擊這些弱點的方法。

其次，電子對抗本身也需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對抗能力，以適應信息戰時代的電磁環境。過去投入戰場的雷達數量少，信號密度低，且雷達參數固定。作戰飛機上常攜帶一臺干擾機就能自衛。現代戰爭中，一架飛機可能面臨多部雷達的監視或跟蹤，而飛機的空間又不允許攜帶多部干擾機，這樣就要求機上的干擾設備必須是綜合系統，并且是智能管理系統。這樣的系統需要能從大量的雷達信號中分離開各自的信號，又要根據信號的特征識別出威脅信號，最后還要組合干擾資源產生特定的干擾。

楊紹全老師介紹科研成果

無論對新體制雷達的對抗技術研究，還是對智能型電子對抗綜合系統的研究，都是為了在未來戰爭中取得勝利。

在對抗的另一面，雷達和導彈等也在不斷研究其抗干擾，為了試驗和評估其抗干擾能力，需要干擾模擬器為其產生干擾環境。尤其是導彈的試驗，為了保密和節省試驗成本，在外場打靶試驗前往往先作內場試驗。內場試驗就是用干擾模擬器產生的電磁環境下的試驗。為了滿足試驗的現實需要，幾十年來我們研制了各種各樣的干擾模擬器。

記者:在您的科研過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難呢？您又是如何解決的？

楊紹全:困難肯定有，解決的方法是發揮群眾智慧，土洋結合。

首先是沒有儀器設備。搞干擾機必須知道干擾頻譜寬度、干擾功率，還有干擾信號的質量怎么樣，這個就需要頻譜分析儀和功率計。那個時候學校的儀器都在儀器室里頭，儀器室里頭就有一部蘇聯的頻譜分析儀，但是沒法用。我們就用波長計代替，測量干擾信號的頻譜。沒有頻譜分析儀測量調制噪聲的頻譜，我們用示波器測量。沒有功率計怎么辦呢，我們就自己做水負載功率計，用水做負載吸收微波功率。根據水溫的變化，就可以換算干擾功率的大小。

楊紹全老師和科研組老師研究試驗結果

國內是六十年代初才開始研制晶體材料的，電子對抗用的晶體管是超高頻的晶體管，那這種晶體管不是鍺能解決得了的，要用砷化鎵這些材料，當時只有十三所能研制這種晶體管，他們研制一支，我們拿來用一支，就這樣做實驗，從中挑選出合格的晶體管，設計出要求的電路。

總之，那時搞科研困難確實很多，但是憑借集體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

記者:“以考試成績判高下”一直是教學領域爭執不下的問題，那么您對這個問題是怎么認為的呢？您對您的學生們又是怎么要求的呢？

楊紹全:我覺得學生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學習好是任務也是本分。老師對他們的學習好是必須要求的。如果學習不好，掌握不了知識的話，出去以后沒辦法適應社會。我認為大學學習有兩個方面:專業知識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知識包括基本概念和分析得到的結果。而分析問題能力的培養正是大學學習的重點。我們在各門課中都在介紹分析方法，如電路中的回路電流法，節點電壓法，隨機過程分析課中的噪聲通過線性電路和非線性電路的分析方法等等。這些與考試成績有關嗎？我認為有關系的，但又不能完全憑成績高低判斷學生的學習成效。大學考試很少有死記硬背的，大多與分析方法有關。學習能力強的，必定很好掌握分析方法，能考出好成績。但是他可能因某種原因，成績不一定名列前茅。但確實也有能考試，考試成績很好而以后的工作能力一般的情況，除了個別人是臨時抱佛腳考出好成績外，工作能力是受許多因素影響的。不能因為以后的工作能力不強而否定他的學習。但是，對一個學生來說，光是學習好，思想品質不行的話，的確也是不行。像有些學生到國外去以后，說中國這不好，那不好。這種學生我覺得對老師來說是一個失敗。所以，培養學生要有愛國心，要有事業心。這個是必須的。

記者:今年是校慶九十周年，您認為支撐起西電90年來堅定前行的辦學初心是什么？

楊紹全: 學校辦學目的就是為了給國家培養人才。從瑞金開始，需要報務員聯系通信，到張家口以后，搞通信的就搞通信電臺，搞雷達的就搞雷達，就是要培養為部隊服務的人才。現在改革開放以后，就是培養國家需要的電子技術方面的人才。這個就是我們學校主要培養的目標。

記者:嫦娥五號，天宮一號以及天問一號總師都是西電的校友。而西電今天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您認為這種西電現象背后的密碼是什么？

楊紹全:西電有個精神，就是聽黨話，叫干啥就干啥，從不挑剔抱怨。我們學校原來沒人搞航空航天的，分到工作單位以后需要你搞這個事情，那就搞這個事情。好像一直是這個樣子，像我們來了以后，叫你學雷達專業，就學雷達專業，叫你留校教師，搞電子對抗，就搞電子對抗。那其實我們學校畢業出去以后也是一樣。人家對我們反應最好的就是西電精神。西電精神是什么，就是聽黨話，跟黨走。

第二個，不怕困難，基本功扎實，有任務就上。特別是剛才講了，因為我們學的比較扎實，很快能適應這個工作的要求。叫你設計一個電路，馬上就能設計一個電路出來。所以用人單位覺得很好，對西電的評價很高。

記者:作為學生的領航人，您對校園內的莘莘學子有沒有什么想告誡的？

楊紹全:西電建校這么多年來，由張家口時候的1000人不到的學校，發展到當時幾千人的學校，再到現在幾萬人的大學，由一個普通的軍隊院校，發展成雙一流學科院校，的確是變化很大。

其實對老師來說，最值得驕傲的就是自己的學生有所作為，當我們看到好多同學都成了領軍人物以后，什么航天系統其他系統的領軍人物，老師比自己得了獎還高興。最近這段時間報道比較多的是航天方面的，實際上，學校的各專業，比如我們電子對抗行業里頭，大部分研究所的所長，總工都是西電人，所以這一點到哪里我們都覺得很自豪。

我們希望學生一代勝過一代，好好學，學真本事。將來出去工作，能為國家做貢獻。不管什么行業，一定要發揚聽黨話、不怕苦、肯干、肯鉆研的精神。

以后在工作當中，可能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就要有不怕困難的大無畏精神。基本功一定要學扎實。我一直是這樣希望的。華而不實的，專門為了考試拿高分的，根本不行。以前有這種說法，這個人光學理論，實際動手能力不行。我個人認為不是這樣的，真正吃透理論后，搞起工作來，他就很能解決問題。

這里，我想講一個故事，在越南戰爭后，國內的雷達同行開始研究抗干擾技術，他們稱這種抗干擾電路為“D.F”電路，一次雷達專家們在一起討論“D.F”電路的抗干擾效果，有人說這種電路沒有效果，也有人說具有很好的抗干擾效果。為什么同一電路其抗干擾效果不同呢。其原因是他們把重點放在如何設計電路上，而沒有從理論上弄清楚這種電路是抗什么類型的干擾，也沒有從理論上弄清楚電路參數、干擾信號質量與抗干擾效果的關系。如果他們隨便請人做個干擾機，可能電路沒有抗干擾效果，如果干擾信號的質量很差，電路可能有很好的抗干擾效果，但這是虛假的效果。總之，我認為在實際工作中，若對自己和對象的知識研究的越深入，就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論是實踐的基礎，這是真理。

 

為了更好地配合記者采訪，楊紹全教授精心整理了一份多達28頁的筆記。這位老人用工整的字體詳細地記錄著學校的歷史變遷和他的人生經歷及心境感悟。筆記的末尾，楊紹全教授寫到：“西電九十年，學校由小變大，科研水平不斷提高，成為211、雙一流建設學校。作為老西電人，我們為之驕傲。祝愿學校發展的越來越好，電子工程學院發展的越來越好，電子對抗專業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